珲春与海的历史情缘

2017年11月04日09:52  来源:
 
原标题:珲春与海的历史情缘

由朝鲜迁入珲春的垦民。

活跃在海参崴的中国商人。

从西伯利亚迁入珲春的朝鲜垦民。

民国初期珲春镇定门外街景。

往来于日本与渤海国之间的海船复原图(日本复原)。  

  珲春沃沮渔樵,通肯雄浑莽沧桑。寒流千寻,古城三十,关山叠嶂。图们江畔,雁鸣三国,虎啸三疆。自古多豪杰,策马扬鞭,点江山,竞引吭。

  东京龙原靺鞨,沧波浴日渤海王。完颜太祖,温特赫城,会盟立邦。明孟特穆,满洲肇祖,建州发祥。清斐优城,水师扎营,开关通航。边督吴大澂,奋笔龙虎,惠我无疆。

  一首《水龙吟·关山颂》把记者拉回了距今1200多年之前,作者是曾任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驻俄罗斯办事处主任的退休干部崔松海。

  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被誉为“雁鸣闻三国、虎啸惊三疆”的“金三角”珲春,拥有中国从陆路进入日本海的唯一水上通道,历史上就是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很多人不会想到,东北荒僻之地的珲春,居然也是中国与海外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之一。

  日前,花甲之年的崔松海以及珲春市档案和地方志学会秘书长翟运昌翻开《珲春史鉴》《珲春县志》,向记者讲述了珲春与海的历史。

  渤海国与“日本道”

  我国明升体育经略日本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珲春全境属生活于公元前后的北沃沮人生活和活动区域,在日本海西北海岸地区,依山傍海而居,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上山狩猎,下海捕鱼。而在1200多年之前,珲春满族人的祖先渤海人披荆斩棘、劈波斩浪,从崇山峻岭和惊涛骇浪中开辟出一条通向世界的通道——海陆丝绸之路“日本道”。据珲春档案馆的史料记载,渤海国和日本在相互往来之前,双方处于“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的隔绝状态。

  渤海国存世229年,历15代王。公元713年,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唐渤海国强盛时期,被称为“海东盛国”,统治者学习唐制在渤海国内设立了“五京十五府”,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中京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市西古城)、东京龙原府(亦称栅城府)、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西京鸭绿府(今吉林省白山市临江镇),学者余秋雨将其比作“半个大唐”。其中,东京龙原府的府址设在珲春市境内八连城,辖庆、盐、穆、贺4个州、18个县。

  据崔松海介绍,渤海国建国不久,第二代王大武艺继承王位。作为渤海国第二代郡王、东北亚丝绸之路奠基人、“日本道”海陆航线的开拓者,大武艺执政期间正值唐朝开元盛世。他一方面依靠唐朝支持巩固和发展渤海政权;一方面下决心“通使聘邻,始于今日”。公元727年,大武艺首次派遣宁远将军高仁义等24人,携带国书和300张貂皮,远涉重洋,到达日本,开创了渤海国与日本贸易的先河。使团受到日本圣武天皇的隆重接待,第二年日本天皇派遣大使,携带国书和彩缎、绫、丝、棉等礼品,陪同渤海大使回访。大武艺在位的19年里,朝唐23次,访日1次。

  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即位后,看中东京龙原府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于公元785年,将国都迁到这里,并在以后的10年里设为渤海国的国都,沿岸居民就在日本海捕鱼,商船经海路到中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通商。

  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公元727年至919年,渤海使团恪守“永敦邻好”的信念,不畏风波,不怕牺牲,出访日本共34次,其中有33次经过东京龙原府,然后从这里翻过长岭子山口,从摩阔崴(今波谢特港)入海。日本使者也怀着“亲如兄弟”的情谊,“继好无穷”的愿望,回访渤海13次。这期间在渤海国的“日本道”上舟车织路,极大地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作为“日本道”的枢纽,珲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接了陆路运输与海路运输两部分中转。同时,珲春的摩阔崴(今俄罗斯波谢特港)湾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海陆运输起点的重要责任。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渤海国的海上贸易,珲春成为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集市贸易如火如荼,纺织业、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以及造船等手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

  翟运昌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展现了渤海国发达的航海技术,同时更展现了渤海人敢于探索、勇于拼搏的精神。渤海国开辟的冬去夏归的三条“日本道”航线是架设在波涛汹涌的日本海上的一座金桥,它将盛唐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到了日本,两国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相互进步,在我国航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清廷与图们江出海口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大部分随军迁入关内,满族人的世居地长白山区人口急剧下降,大量耕地废弃荒芜,边远之地珲春更是如此。为了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康熙十六年(1677年)下令封禁了长白山区,康熙二十年(1681年)修筑了一条南起开原,北至舒兰松花江畔,长达700里的柳条边墙,与原来从开原经新宾到凤城的柳条边墙连接起来,构成了一道人工屏障,严禁外族人进入边内。长白山地区大大小小的山脉全部列为禁山和围场,珲春一带的大片山林被划为“南荒围场”,珲春河、布尔哈通河、海兰江、嘎呀河等被列为“捕珠禁河”,长白山地区自封禁后,清廷在封禁地区的主要隘口设置卡伦,仅珲春协领辖区就设卡伦15处。从此,广袤的珲春地区逐渐荒芜,一片萧条,变成了人烟稀少、旷野无耕的蛮荒之地。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势急剧衰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珲春一带地处海防、边陲要地,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利益的碰触点。列强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侵占珲春领土,掠夺珲春资源,奴役珲春明升体育。1858年,沙皇俄国乘清廷因鸦片战争而内外交困之机,胁迫腐败无能的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强行割占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地区。1860年,沙皇俄国又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以调停有功,要挟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至图们江口中国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从“土”字界牌到图们江出海口15公里成为俄朝界河,珲春由临海变为近海。

  “一寸土地尽寸心”

  1861年后,由于原立界牌均系木质,或腐朽字落,或被水冲走,或毁于烧荒,中俄边界南段无天然标志的珲春地段已极度混乱,中国领土不断被蚕食。

  清光绪六年(1880年),钦差大臣、吉林将军帮办吴大澂来珲春视察边务,一路上看到珲春荒凉的景象,百感交集,挥笔写下:“我今度地凉水泉,六十里中无人烟。”的诗句。清光绪七年(1881年),吉林边务督办吴大澂向朝廷奏准,废除图们江以北地区的封禁令,并再一次来到珲春,委任长春知府李金镛主办招垦,设立了珲春招垦总局,下设了五道沟、南岗(今延吉)、黑顶子(今敬信)分局,正式接纳外来垦民,对当地偷垦者都予以承认,留其定居原地,继续垦种。清光绪九年(1883年),朝廷与朝鲜缔结了《吉朝商贸地方章程》,次年在珲春辖区和龙峪、光霁峪、西步江分别设立了通商分局。19世纪中叶,珲春在寂静了近1000年之后,对外贸易再次兴旺起来。

  “1886年清廷决定派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与俄人会勘边界。吴大澂与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不辞辛苦,爬山越岭,实地踏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沙俄蚕食我国领土的许多证据,为争取谈判主动权奠定了基础。”崔松海对记者说,吴大澂抱定“一寸土地尽寸心”的决心,在依克唐阿的密切配合下,与俄人进行了近3个月的谈判,“应争者必争,应办者必办”,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争得了图们江的出海权。虽稍有退让,但预想的目标基本达到:“由土字碑至图们江口三十里与朝鲜连界之江面海口,中国船只出入应与俄国商议,不得拦阻。”这就明确规定了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通往日本海的权利。在我国失去大片领土的外交劣势下,面对强俄,居然争回一个出海口,这实在是吴大澂的一项伟大功绩。据《珲春县志》记载:在珲春河(图们江的支流)出入的各种船只1929年有1500艘,1931年有1383艘。

  曾经的吉林第二商贸城市

  争得了图们江出海权后,珲春居民又恢复了在日本海捕捞和运输活动。清末民初期间,珲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1905年开辟了珲春商埠,是我省16个商埠中最早、最繁华的一个商埠。在商埠内,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商人自由贸易。随着珲春国内外贸易的不断增加,清廷对珲春越来越重视,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珲春开设了我省第一个海关——珲春总关。从宣统元年(1909年)到民国初期,珲春人口发展到7万多人,大小商店500多家,地处要冲的珲春不仅和朝鲜的庆源、钟城进行贸易,还同俄国的毛口崴、海参崴,日本的长崎,朝鲜的清津等地进行海上贸易。1910年,珲春建成了珲春河码头,大小船只沿珲春河进入图们江,然后进入日本海,进行东北亚周边国家的水上航运。频繁的商埠贸易发展促进了珲春的繁荣,19世纪末20年代初的珲春,俨然已是一个国际商业城市,人口聚集,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除了国内的商人在这里设立的商号外,俄、日、朝以及英国的侨民也纷纷在珲春开设商号、医院、教堂。珲春城内的剧院、书店、饭店、驿站、烟馆、妓院等林林总总,一应俱全。在交通方面,珲春有开往朝鲜训戎、庆源的火车,有开往俄罗斯海参崴、朝鲜雄基、日本新潟和国内上海、青岛的轮船。当时的珲春不仅成为东北亚物资集散地,更一度成为我省第二大商贸城市。

  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10年至1929年,经珲春进出口货物贸易额近260万海关两。自1910年至1931年,珲春海关征收的关税总额为117.56余万海关两。由于当时关税是赔偿外债的担保,所以所得关税全部落入日本等国账户。频繁的商埠贸易往来使大量中国人纷纷到海参崴进行商品交易,每到秋冬的季节,大批来自关内及珲春土著人从珲春分水岭出发,经“蒙古街”从陆地到达海参崴,带去人参、鹿茸、貂皮、茶叶等产品,用易货贸易方式换回食盐、海参、海獭、海带等海产品。当时珲春分水岭至海参崴这段陆路被称为“东北亚的茶马古道”,“跑崴子”虽然给珲春带来了繁荣,但也饱含着珲春先辈们无限的辛酸。“渤海风掀恶浪催,三更雨打断船桅。乡人尽做波中鬼,不敢回头让泪垂。”这就是当时“跑崴子”的真实写照。“跑崴子”大潮一直延续到1938年日苏“张鼓峰”战役爆发,日本封堵了图们江口,苏联又封闭了边境线,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跑崴子”大潮结束了。

  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批准珲春设立对苏贸易口岸,我省终于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窗口。1992年3月9日,珲春被国务院批准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边境城市,珲春口岸、珲春铁路口岸、珲春圈河口岸、珲春沙坨子口岸先后被国家批准为一类口岸和二类口岸,并经珲春口岸、圈河口岸在俄扎鲁比诺港、朝罗津港实行借港出海、陆海联运,恢复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毕玮琳 王法权 田婕)

  专家简介:

  崔松海:男,1954年出生,中共党员。曾任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驻俄罗斯办事处主任。出版《珲春市地名志》《珲春地名故事》《珲春古城系列丛书—斐优城史话》《珲春传说故事》书籍。

  翟运昌:男,1959年出生,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档案和地方志学会秘书长。曾任珲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珲春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主编过《珲春满族》《珲春朝鲜族》《珲春政协志》《吴大澂史料研究》《珲春史鉴》等书刊。

  参考资料:《珲春史鉴》《珲春县志》

(责编:实习生、王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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